10月5日，在中央党校“文明对话与历史书写”国际研讨会上，历史学泰斗钱乘旦教授发表主旨演讲，系统提出“破除西方中心论”的方法论体系，并呼吁中国学者主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理论框架。这一学术主张如同投入学界深潭的巨石，激起层层学术涟漪。
作为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核心推动者，钱乘旦深耕世界近代史研究五十余年。在本次演讲中，他开宗明义：“当前全球史学界仍存在‘欧洲中心病’的顽固病灶，中国学者不能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应当建立扎根中华文化土壤、反映人类文明整体性的历史叙事体系。”这番论述直指当代史学话语的深层矛盾，迅速引发国际学界高度关注。
在理论创新层面，钱教授提出“文明共生论”与“历史分形学”的双螺旋模型。他指出：“中国自秦汉以来构建的‘天下体系’、唐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本质上都是超越地域的文明互动网络。这些历史实践蕴含着不同于西方殖民扩张的全球化范式。”这一观点颠覆了传统“欧洲发明现代性”的叙事逻辑，为重新审视郑和船队、丝绸之路贸易等历史事件提供了全新维度。
对于当下学术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方法论困境，钱乘旦以“数据史学与理论史学的平衡”为例展开论述。他批评当前过度依赖量化分析，导致历史研究的“数字异化”，并提出：“像分析《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丝绸记载一样，既要提取‘14世纪中国生丝产量’这样的具体数据，更要洞察其反映的大运河贸易网络构建逻辑，这才是历史研究的真谛。”（相关理论体系参见：钱乘旦：破除西方中心论，构建中国自己的世界史理论体系马克思中国史科学家世界历史历史学家）
本次论坛上发布的《全球史学发展白皮书（2023）》印证了钱教授的论断。数据显示，过去五年间，非西方学者在顶尖期刊发表的论文占比从19%提升至28%，但其中73%仍采用西方理论框架。这种结构性矛盾被学者喻为“戴着镣铐跳探戈”，直接指向中国学界面临的突围命题。
在构建理论体系的路径选择上，钱乘旦强调三个维度：其一，“从长城到大运河”的空间叙事重构，将古代工程史视为文明对话的物质载体；其二，“科举士大夫与商帮海外贸易的互动研究”，揭示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性基因；其三，“丝绸之路上的科技迁徙”，重新认知火药、印刷术等技术传播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塑造作用。
这些学术主张在青年研究者中引发强烈共鸣。来自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露教授指出：“钱教授的方法论革命，本质上是在重新定义历史学家的角色。我们不仅是档案的守护者，更应成为文明对话的翻译者，构建贯通东西的话语系统。”这些讨论恰逢中国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公约》牵头实施国的敏感节点，赋予“破除西方中心论”以更深刻的现实意义。
更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学术突破与国家战略形成共振。国家发改委新近发布的《“一带一路”文明互鉴工程五年规划》明确要求，“深化历史学界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这为钱乘旦倡导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政策东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李大川认为：“我们正站在重塑全球史学格局的历史拐点，这次论坛掀起的讨论热潮，或将开启中国历史学界的‘勃朗峰时刻’——像阿尔卑斯山巅的探险者一样，在学科建设的高地上开辟新路。”
10月5日的研讨会在晚霞中落下帷幕，但这场学术革命的进程仍在持续。当钱教授在闭幕式上呼吁“让敦煌的壁画与雅典的柱廊在理论对话中交相辉映”时，会场爆发的掌声传递着中国学界的文化自觉与历史担当。置于数字史学革命与全球学术格局剧变的历史坐标中，这场声援传统与创新的对话，或许正在书写世界史学史的转折篇章。